通过对中国政府1949年后的特殊教育政策发展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投资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确做了很大努力，包括在促成残疾儿童的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残疾儿童入学率方面，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从1989年的6%的入学率提升到2025年的 97%（尽管真实入学率难以有效评估，不在本页讨论范围之内）。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增加了对有关残疾儿童教育领域的投资，例如，2008年和2012年，国家先后实施两期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分别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建和改扩建1182所特殊教育学校、62所残疾人中高职院校和高等特殊师范院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购置教学康复实验设备，中央和地方累计 投入102亿元。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正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在2012和2022年两次审议中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需要发展包容性教育，将用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资源转移到发展融合教育，使残障儿童可以接受主流学校的教育方式。今天，我们重点强调中国针对残障儿童教育 的模式，我们究竟需要继续采用针对残疾儿童的孤立、隔离性质的教育，还是转而响应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的呼吁，发展融合教育的模式？鉴于中国社会制度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一旦政府鼓励各地兴办特殊教育学校，这一大规模扩建特殊学校的模式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统计到，2014年，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规模是2000所，2015年 则达到2053所，每年全国都在兴建几十所特殊教育学校，2021年，全国又兴建了44所，2022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总数量达到了2288所。
将某类因为疾病、残疾或者其它原因的人群通过建立特殊的设施进行隔离和管理在中国一定的历史。且不谈中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建立的大量方仓和隔离设施，对感染者进行粗暴的隔离模式。1949年后，中国政府在大跃进期间通过兴建麻风病村的模式，在国内建立了包括麻风村、麻风医院、防疫站等1000多处隔离设施，多达50多万受麻风病影响者及其后代被卷入诸如的隔离场所。尽管早在1953年、1958年的马德里、东京麻风病国际会议上，大会早已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采取门诊疗法、不再采用麻风病院的集中疗法”、“终结对麻风病人的强制隔离措施”等。但是中国政府在随后的30年针对麻风病受影响者群体均采取了一系列激进、与国际模式背道而驰的措施，并最终对这些被隔离的群体造成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们对国内媒体报道进行追踪，并统计到最近10年出现的诸多针对特殊需要儿童入学的隔离和排斥案例。例如，2012年深圳市有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学校清退一名自闭症学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舆论；2016年末，北京市某小学校门口多位家长拉横幅、喊口号，并联名签署意见书，要求该校一名自闭症儿童退学，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2018年7月，深圳某小区的部分业主就发起公开抗议，反对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入住小区的公租房；2018年12月，广州南沙某幼儿园一自闭症男孩明明因与班上女生发生推搡，被其他家长群起攻之，更有家长找到幼儿园要求让明明退学，导致心理崩溃的孕妇妈妈与明明烧炭身亡；最近一桩可以 追踪的案例发生在2021年11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名家长在网上留言，反映“ 孩子班上一名高个子残疾儿童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许多孩子心理阴影，应该去特殊教育学校 学习”。这些经国内媒体报道的案例仅仅是众多针对特殊需要儿童歧视例子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