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2021年,全球大约有2.4亿残障儿童,这个数据占据全球儿童总人数的10%。和所有儿童一样,残障儿童对他们的未来充满期望,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残障儿童需要优质的教育发展其技能并充分实现其潜能。但是在实践中,残障儿童往往在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等方面受到限制,由于污名化、歧视的原因,残障儿童在接受教育时候面临持续的障碍,国家政策制定者也在教育中经常把残障儿童排除在服务范畴之外。

有关中国残疾人口数量,中国官方公布数据2021年,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占人口总数的 6.34%。针对中国的统计和公布残障人口的数据,在2022年8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中国政府递交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并报告的审议中,委员会专家向中国代表团对该统计数据提出了问题,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统计残障人口比例远低于世界残障人口比例的大约15%的标准,委员会专家建议中国政府在对残障人口统计中采用华盛顿残疾统计小组的数据统计方案。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大约有13亿残障人士,占据全球总人口的15%-16%。而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公布美国残障人口的数据中认为,美国3.319亿人口中,残障人士达到6100万,占据美国总人口的26%。因此,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认为中国残障人口数占据总人口中的比例过低,中国有关统计残障人士的标准是否与国际标准一致,包括定义、统计范畴,这也残疾人权利委员会2022年审议中国国家报告中的一个提问。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06年第二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具 有全国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国残疾人的总体情况。该调查发布了2006年按七种残疾类别16 分组的0-17岁残疾儿童人口的推算数,合计504万人,最常见的三大残疾类别分别是智力残 疾、多重残疾以及肢体残疾。2017年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库中登记的持证残疾儿童合计122 万人,涵盖残疾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由于统计的差异,包括是否需要以持有残疾证为标准,因此根据官方公布数据推算,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残障儿童数量在500万左右,或者实 际数据更高。

通过对中国政府1949年后的特殊教育政策发展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投资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确做了很大努力,包括在促成残疾儿童的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残疾儿童入学率方面,中国政府正在努力从1989年的6%的入学率提升到2025年的 97%(尽管真实入学率难以有效评估,不在本页讨论范围之内)。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增加了对有关残疾儿童教育领域的投资,例如,2008年和2012年,国家先后实施两期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项目,分别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建和改扩建1182所特殊教育学校、62所残疾人中高职院校和高等特殊师范院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购置教学康复实验设备,中央和地方累计 投入102亿元。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正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在2012和2022年两次审议中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需要发展包容性教育,将用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资源转移到发展融合教育,使残障儿童可以接受主流学校的教育方式。今天,我们重点强调中国针对残障儿童教育 的模式,我们究竟需要继续采用针对残疾儿童的孤立、隔离性质的教育,还是转而响应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的呼吁,发展融合教育的模式?鉴于中国社会制度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一旦政府鼓励各地兴办特殊教育学校,这一大规模扩建特殊学校的模式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统计到,2014年,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规模是2000所,2015年 则达到2053所,每年全国都在兴建几十所特殊教育学校,2021年,全国又兴建了44所,2022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总数量达到了2288所。

将某类因为疾病、残疾或者其它原因的人群通过建立特殊的设施进行隔离和管理在中国一定的历史。且不谈中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建立的大量方仓和隔离设施,对感染者进行粗暴的隔离模式。1949年后,中国政府在大跃进期间通过兴建麻风病村的模式,在国内建立了包括麻风村、麻风医院、防疫站等1000多处隔离设施,多达50多万受麻风病影响者及其后代被卷入诸如的隔离场所。尽管早在1953年、1958年的马德里、东京麻风病国际会议上,大会早已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采取门诊疗法、不再采用麻风病院的集中疗法”、“终结对麻风病人的强制隔离措施”等。但是中国政府在随后的30年针对麻风病受影响者群体均采取了一系列激进、与国际模式背道而驰的措施,并最终对这些被隔离的群体造成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们对国内媒体报道进行追踪,并统计到最近10年出现的诸多针对特殊需要儿童入学的隔离和排斥案例。例如,2012年深圳市有19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学校清退一名自闭症学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舆论;2016年末,北京市某小学校门口多位家长拉横幅、喊口号,并联名签署意见书,要求该校一名自闭症儿童退学,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2018年7月,深圳某小区的部分业主就发起公开抗议,反对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入住小区的公租房;2018年12月,广州南沙某幼儿园一自闭症男孩明明因与班上女生发生推搡,被其他家长群起攻之,更有家长找到幼儿园要求让明明退学,导致心理崩溃的孕妇妈妈与明明烧炭身亡;最近一桩可以 追踪的案例发生在2021年11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名家长在网上留言,反映“ 孩子班上一名高个子残疾儿童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许多孩子心理阴影,应该去特殊教育学校 学习”。这些经国内媒体报道的案例仅仅是众多针对特殊需要儿童歧视例子的冰山一角。

英国儿童救助会及其国内伙伴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全纳教育论坛上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份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学术机构在全国7个城市针对2366名残障儿童父母的问卷调查中,27%受访家长称他们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孩子遭遇到其他家长要求辍学或者转移 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压力。可见,国内其他学术机构报告也显示了全纳教育,即让残障儿 童和非残障儿童在同一环境中接受教育的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不仅来自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我们国家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包括应试教育要求从中小学阶段的以追求升学率为目标的导向,可能让更多普通学生家长拒绝接受全纳教育的理念,因此全纳教育的障碍也是多方面的。

我们注意到,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首次规定了:“残疾人教育 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接受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首次将融合教育写进国内法律法规,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如果政府还是大量以扩张特殊教育模式来满足特殊需求儿童的教育,那《残疾人教育条例》的规定融合教育目标将继续遇到很大挑战,这些挑战也是我们最终决定建立“全纳教育网络”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