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中国政府首次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委员会专家对中国政府积极发展特殊教育学校的政策表示关注，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表示：“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特殊学校数量众多，且缔约国有积极发展这些学校的政策。“

”委员会特别担忧的是，实际上，只有存在某些种类的障碍的学生(身体残疾或轻度视觉残疾)能够接受主流教育，而所有其他残疾儿童都被强制就读特殊学校或者干脆辍学。”

委员会希望提醒缔约国，包容性概念是《公约》的主要理念之一，应该在教育领域特别坚守这一概念。就此，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将特殊教育体系中的资源转用于促进主流学校中的包容性教育，从而确保更多的残疾儿童可以接受主流教育。

2022年10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发布的针对中国政府审议的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再次就中国的残障儿童接受教育权利做了以下描述：“仍有大量儿童身处隔离式教育环境，主流学校缺少支持包容性教育的资源，包括主流学校中缺少手语翻译、合理便利和具有包容性教育专业资格的教师，在农村地区尤为如此”。

委员会同时注意到：“根据2017年新版《残疾人教育条例》的要求，残疾儿童接受准政府性质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的评估，由专家委员会根据儿童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和适应主流学校的“能力”安排入学。”。

在2022年委员会审议的结论性建议中，委员会呼吁中国政府：1).出台包含接受全纳教育的可实施权利的立法，并制定一项综合行动计划，用于为所有残疾儿童，包括智力和/或社会心理残疾儿童落实优质全纳教育，其中应就具体目标、时间框架和预算，特殊学校的资源转移和全纳教育课程作出规定。２).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着眼于消除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所有歧视性规定，并就优质全纳教育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没有残疾儿童因残障而被排除在普通教育系统之外。

在我们跟进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并报告的审议中，我们通过查阅历史文献了解到。截至2022年，中国国内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已经达到2288所。

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根据国民政府1948发布的最后一份“教育年鉴”中提到，当时我国特殊教育学校有42所，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是360人。也就是说目前2000多所针对特殊需要儿童的学校均是建立于1949年后。

根据国内教育研究者信息搜集显示，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全国大约为280所。也就是说1949-1978年期间，中国在此期间国内新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大约240所。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第一波特殊学校建立高峰，超过774所特殊教育学校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

从1949-1978年期间，中国的残疾儿童很难有接受教育机会，针对残疾人的歧视，中国政府文件中甚至采用了歧视性语言“残废人”这一称呼。1954年出台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健康办法》规定了低视力、耳聋和重度失聪者、肢体残疾者不予录取。1965年版本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办法》规定任何两肢不能应用者（手足被截肢）不予录取。此阶段残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非常薄弱，截至1989年，中国残疾儿童的入学率不到6％。

1988年，第一次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 “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教育体系明确了发展方向。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和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成了我国残疾儿童少年就学的三种主要形式。

国内的学者认为，199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1991-1995）》提出了，建立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普通学校附设特殊教育班和随普通班就读的特殊教育格局。随班就读制随后在1994年的政府文件《关于开展残疾人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中被强调，中国政府认为将残疾儿童送入就近学校就读，有利于提高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同时可以促进普通儿童和特殊教育儿童的互相理解。

2003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引发《全国随班就读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的通知》，文件正式明确了随班就读促进了残疾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融入，促进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但是国内的大多教育工作者认为，此阶段的“随班就读政策”由于学校缺乏在师资、教学课程等方面的辅助配套设施，其最终效果难以满意。

我们查阅了国内大量的论文、期刊和杂物出版物，我们发现，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教育部门提出的“随班就读”政策（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es,简称LRC），往往被中国的特殊教育研究者以融合教育的主题在国际英文期刊发布英文论文。

但是，随班就读政策的具体执行和效果，很多英文论文没有明确提及。倒是一些教育工作者在中文论文承认“不少随班就读最后变成随班就坐”，因为学校缺乏特殊教育支持的师资、教材或者其它协助，早期中国教育部门提出的“随班就读”政策实际上效果不明显，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这与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西班牙政府组织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中通过《萨拉曼卡宣言》有关全纳教育的具体要求有很大差距。

我们注意到，在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取得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在针对残疾儿童的教育方面上开始通过大量设立特殊教育的设施进行解决。而1994年全球特殊教育大会中倡导“残疾儿童应该和其它儿童一样到主流学校接受教育”的理念则被忽视。

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中国政府承认“农村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不高，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发展水平偏低，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有待改善，特殊教育教师和康复专业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的特点。同时政府设立了目标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中强调，到2020年，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中国政府明确“区县建立由教育、心理、康复、社会工作等方面专家组成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健全残疾儿童入学评估机制，完善教育安置办法。”

在202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到2025年，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建立。普及程度显著提高，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鼓励2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

所以从中国政府发布的最近几期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看，中国政府在努力提升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并计划将全国残疾儿童入学率的95%目标提升到2025年的97%，这与1989年中国的残疾儿童入学率6%数据比较，当时是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中国政府大多是建立特殊学校为前提的，在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中，中国政府设定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市（地）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在建立特殊学校的规划上有了更加激进的计划：鼓励2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旗）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

通过对中国政府1949年后的特殊教育政策发展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投资残疾儿童教育方面的确做了很大努力，包括在促成残疾儿童的入学率方面。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正如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在2012和2022年两次审议中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需要发展包容性教育，将用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资源转移到发展融合教育，使残障儿童可以接受主流学校的教育方式。

将某类因为疾病、残疾或者其它原因的人群通过建立特殊的设施进行隔离和管理在中国存在长久历史。且不谈中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建立的大量方仓和隔离设施，对感染者进行粗暴的隔离模式。中国政府自从1949年后，在大跃进期间通过广建麻风病村的模式，在国内建立了包括麻风村、麻风医院、防疫站等1000多处隔离设施，多达50多万受麻风病影响者及其后代被卷入诸如的隔离场所。尽管早在1953年、1958年的马德里、东京麻风病国际会议上，大会早已呼吁“采取门诊疗法、不再采用麻风病院的集中疗法”、“终结对麻风病人的强制隔离措施”等。但是中国政府在随后的30年针对麻风病受影响者群体均采取了一系列激进、不人道、不符合国际规范的措施，并最终对这些被隔离的群体造成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害。

今天，我们重点强调中国针对残障儿童教育的模式，我们究竟需要继续一意孤行采用针对残疾儿童的孤立、隔离性质的教育，还是转而响应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专家的呼吁——发展融合教育的模式？鉴于中国社会制度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一旦政府鼓励各地兴办特殊教育学校，这一大规模扩建特殊学校的模式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统计到，2014年，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规模是2000所，2015年则达到2053所，每年全国都在兴建几十所特殊教育学校，2021年，全国又兴建了44所。

我们注意到，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首次规定了：“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接受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首次将融合教育写进国内法律法规，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如果政府还是大量以扩张特殊教育模式来满足特殊需求儿童的教育，那《残疾人教育条例》的规定目标将难以实现。

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怎么做？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彼此联合，包括与特殊需要儿童家长、社区、提供康复和干预的组织合作，将来自残障儿童家庭、社群的担忧传递给立法机构，政策制定者，强调接纳残障是人类差异的一部分，同时残疾儿童并不应该因为身体的差异而被差别对待，被剥夺进入主流学校进行教育。融合教育不仅仅是一个面对残障的问题，这也是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目标进行拷问，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全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教育？

目前，基于全国已经达到2288所特殊教育学校的事实，加上这一趋势还可能继续扩大化。中国的全纳教育的推广必然面临更多挑战。